2677章：生在儒家遇太平 (第2/6页)
而臣任劳。韩非尤其强调君主应保持“虚静之心“的基本修养，切不可轻易在属下面前表现出私人的好恶喜怒以及显露自己的才能。这种法术用于驾驭官员毫无疑问是最佳的法宝，大秦帝国能一同六国，法术势功不可没，但要说驾驭百姓，法术势就未必管用了，究其原因，在于术是观察人际关系，及察言观色，控制操作上下级关系的手法，手腕君王想要一心为民为国，实行救国改革，无论成败，都应该配得上大法两个字！若是只用术，那必然是害国殃民之为，为千古可耻，万民怨恨了，所以秦后，汉吸取了前朝的经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在“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的局势下，儒家经典所倡导的圣贤道德、孝悌友爱对社会失去规范力量，不足以对国事的运行发挥支撑稳固作用，因而对各个诸侯国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可一旦天下一统，儒家的力量就显示出来了，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从而达到江山的稳定，说到底是百姓的稳定，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诸侯争霸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但儒家许多道德理念非但百姓做不到，就是饱读圣贤书的官员也难以实现，所以在更多的时候不切实际，经过无数能臣的感悟，最终确定了外儒内法，表面仁义道德，其实都是法术权势相结合的手段了。这个问题，历朝历代皇帝都心知肚明，只是不便于明说而言。
对于二皇子的询问，王振倒也没有藏私的念头，走到二皇子面前，道：“这个很简单，以儒家仁义为心，以法家刑罚为骨，在铺一道家无为而治，便能达到帝王驾驭百官，驾驭百姓的手段了，奴婢以为这才是最精妙的帝王之术？”怕太子与二皇子不明白，王振还特意说了一段汉代皇帝对此的看法，当初汉宣帝曾多用刑吏，当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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