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九章 对薄公堂 (第3/4页)
后，对方律师先陈述，各种给我和出版社戴大帽子。什么“反革命言论”，“无产阶级的敌人”，连旁听的人都啧啧摇头。
又说我在书中将黄东方的过激行为比喻成“文化小丑”、“文化傀儡”是对他的人身攻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轮到赵律师言了，他用洪亮的声音说：“我们提交的众多证据，已经可以完全证明本书引用的黄东方的言论没有差池，不存在诽谤。”
赵律师还根据起诉书中的指控，一一进行了反驳，他最后总结说：“文艺批评的尺度大小，可以衡量一个社会包容程度，曾小宇的这本书，不管从法律角度还是文艺批评角度，都没有问题。他没有站在‘挺黄’或‘反黄’的任何一边，只是作为一个公民对某些人或事表他自己的看法，这是公民对公共事务的批判，而黄东方过度解读了书中的某些词汇。”
最后法官让我做最后陈述，我放眼望去，看到陈菲坐在第一排，对我微微点了点头，以示鼓励。
看着她，紧张的情绪消除了大半。
开庭之前，陈菲告诉我，不要紧张，说出你想说的，你在维护你的理想，也在维护我们社会的平衡，你所做的一切都没有错，我为你感到骄傲。
想到她说的话，我不再有任何顾虑和畏惧，站起来，向法官致意后，朗声说：“法律是否该介入学术文化批判，我有自己的看法。自古以来，在政治律令的强压下，中国人对文字有着莫名的敏感与恐惧，甚至到了胆怯病态的地步。儒法之下的“八股”写作，伴随的是写作者心灵的荒漠、思想的贫瘠、信仰的空虚，这反过来又合成了制度的凝固剂。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展，中国文学市场更加自由开放，作家也开始寻求多元的表达方式与个性化的叙述。即使这样，如今的写作者仍然如履薄冰，面临着各方面的审查和担忧。法律介入文化批评，实际是对言论自由的挑战。以先例看，文墨官司的法治基础相当薄弱，捍卫作家的基本权益的正面案例少之又少，倒是以法律的名义禁封了不少好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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