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四七章 上海上海 (第1/4页)
刚毕业时进出版社，几个濒临退休的老头喝着浓茶，翘着二郎腿，对我们小年轻唠叨：“哎！纸媒已死，以后出版社的人要喝西北风去咯，我劝你们小年轻有机会转行的，都转行去吧。”
自己即将拿着不菲的养老金，还担忧这个？好像他们幸灾乐祸的嫌疑更大。
不知道他们抱着一种什么心理，一边劝我们转行，一边把自家三姑六姨的儿女安插进来，把好好的出版社整成了一猪圈。
我从政法出版社辞职后不久，梁溶月和大部分有才华的编辑相继辞职。
有一位仁兄回老家搬砖去了，还有的回老家养蝎子、毒蛇去了。
梁溶月告诉我，原来李敢想改革，首先想从人事上开刀，让老编辑和新编辑同工同酬，遭到了以宋学为首的老人的阻碍。
一当牵扯到自己的利益，他们可不管，一定不能让这“改革”实现。
李敢身心俱疲，在一次社委会上跟宋学他们争起来了，一激动，引发了心脏病，住进了医院。
自此之后他绝望了，不想再过问社里的事情，决定提前退休回家养老。
后来，宋学晋升社长，要职全部安插自己的亲戚，一个出版社活生生搞成了他家的周末大团圆派对。
那是我到《新言论》后第二年发生的事情。
我去医院看李敢时，他躺床上，愧疚地给我道歉说：“对不起你，我太无能了，当初留不住你们这些真正有才华和思想的人。”
“李老师，我一直敬重您，感激您，您教会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最重要的是坚守初心，现在的出版社虽然暂时被庸人掌权，但我想时间并不会太长。”
“都怪我有心无力啊。转企改制，现在看来简直是一个笑话。有几个出版社能与传统的行政官僚体系决裂，去顺应市场？少之又少，中毒太深了，一两天治不好。”
“改变，都有阵痛，不是一两天可以完成的吧，我们刚到出版社那会儿，虽然是新人，但更能感受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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