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天下为公抑或天下为家 (第5/25页)
无声的呐喊。
于是，对上述现象的不同感受与解读，便在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天下观中，促成了两类影响最大的天下观：
一类是夏商周以来特别是秦以来统治者的“天下国家”观。流传后世的典型说法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天下于是有“主”有“客”(或“仆”)，君王是主，百姓是客;也有了“中心”与“边缘”，君王及其所在的京畿之地是中心，中心外围就是边缘。典型的如西周，“天下”属于周天子，“国”“家”作为分封的领地则分别属于诸侯和卿大夫，“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3]。因利益不同，国与国之间，家与家之间，还须“城郭沟池”相互隔离、自我防御，并难免“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在秦朝以“郡县”代替“分封”、使“天下”“国家”得以重合之后，原来的诸侯和卿大夫不存在了，而统治者与广大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却变得普遍和显著起来，于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成为“打天下坐天下”的帝王及其官僚们不得不惦记的严重教训。
另一类是儒家的天下观。“天下”是依托大地、山河和民众，关乎世道人心、伦理与政治的总体性存在，它虽无现成的自主性，却有其内在之道，这就是“仁”道，循道而行，可以达到“天下文明”或“天下归仁”;逆道而行，则会造成天下崩解、生灵涂炭，但这不可能持久。周易“文言传”有“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之说;尚书“舜典”赞扬舜“睿哲文明，温恭允塞(诚实)”。唐代孔颖达注疏这里的“文明”为“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经天纬地”是为自然和社会立法，“照临四方”则意为驱走愚昧，“人文化成天下”。儒家以“野蛮”还是“文明”来区分“夏夷”，亦说明天下在文化价值上有文野高下之分;“天下归仁”则是孔子对文明的根本性理解。孔子由天人关系和人际关系对“人”所做的本体性把握，即“仁”的观念和“仁道”原则，礼则是仁外化而成的社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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