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0章 历史人物的出处 (第2/6页)
，有人认为有些内容有牵强附会的嫌疑。左传以史实为主，补充了春秋中没有记录的大事，一些纪录和春秋有出入，有人认为左传的史料价值大于公羊传和榖梁传。
左传记述的历史跨度很长。其包括春秋时代的历史，“可是它讲的绝对不限于这段历史，实际上也涉及了从古史传说一直到夏商周三代各方面的历史。这方面的历史如果今天没有左传，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整理清楚。”对于了解，研究上古史、古史意义非凡。
左传佐证了不少重要的考古发现。如河南淅川下寺一号墓出土的大鼎长篇铭文记有：“王子午”，又称“令尹子庚”，“实际上古书里有‘王子午’，即‘令尹子庚’的只有左传”；再就是1973年湖北当阳季家湖出土一件铜钟，其上铭文残缺，记有“王卑命竞平王之定救秦戎”，很多学者都讲不懂。而“解决这个问题依靠的就是左传”。“竞平王之定”就是“景平王之定”。景平王就是楚平王，就是伍子胥鞭尸的那个楚平王。“‘竞平王之定’就是楚平王的儿子名字叫‘定’。”
而春秋本身则不是历史学著作，乃是可贵的史料著作，因而对于研究先秦历史、尤其对于研究儒家学说以及孔子思想意义重大。因此，从史料学的角度利用春秋不仅符合春秋性质的本来，而且比将它视为“断烂朝报”的历史学著作更具价值。先秦诸子著作无一属于史学著作，却都是今人研究古史所必需的史料，春秋的史实和大义因“三传”而明，这实在是它的特点和优势所在。
与之相反的是，左传是信史。晋武帝咸宁五年，杜预看到了汲冢竹书新发现，谈到有竹书纪年，“诸所记多与左传符同。”人们认为“杜预从他的研究出发，读了当时新出土的纪年，加以比较，证明了左传的正确性。”
而在这里，就提到了竹书纪年一书，从杜预或者其他人的言论里，不难看出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竹书纪年的精确度还在春秋或是左传等之上。
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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