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九十七章 再遇玄奘（二） (第3/5页)
战乱，玄奘与兄长捷离开洛阳赴四川，在空、景（慧景，摄论学者）两法师处学习。次年，玄奘到成都听宝暹讲摄论，又跟道基学“说一切有部”的阿毗昙论，接着在道振处学习发智论。[5]&bsp;&bsp;玄奘居蜀四五年间，师从多师，研习大小乘经论及南北地论学派、摄论学派各家的学说，学业大进，渐为人钦慕。在玄奘随其兄入汉川期间，北至益州，适逢空、景二法师，从之受学。继而至高僧大德云集的成都学习。武德五年（622年），玄奘于成都受具足戒。后玄奘游历各地，参访名师，讲经说法。在四五年里，通过众多名师的指授，玄奘对“大小乘经论”，“南北地论”、“摄论学说”等均有了甚深的见地，闻名蜀中。但他并没有满足，武德七年到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市中西部），相州是当时摄论学的中心，玄奘从慧休学杂心论，又到赵州（今河北省赵县境内），随道深学成实论，再回长安从道岳听受俱舍论，并向武德年间来华的中印度波罗颇迦罗密多罗（简称“波颇”）咨询佛法。早在南北朝时，佛教学术界就开始了“一阐提众生有无佛性”的论争。而到了隋末唐初时期，北方流行已久的涅槃经、成实经、毗昙学与真谛在南方译传的摄论、俱舍论，构成当时南北佛学的主流。但玄奘师通过学习，深感真谛等古德译著不善，致使义理含混，理解不一，注疏也不同，对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分歧很大，难以融合。特别是当时摄论、地论两家关于法相之说各异，鉴于法相学形成北方地论学、南方摄论学的差异，如何融合二者，成为玄奖思考解决的问题。遂经常向同门说出，想去印度求弥勒论师之意。看到这里，李建成的眉头一邹：‘这个陈玄奘，竟然对佛学宗教如此痴迷。’李建成对于佛教有一些偏见是有原因的——一方面，经过隋朝皇帝杨广的滥用民力以及隋末农民战争的破坏，中原人口大量削减，国家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为了发展经济，缓和社会矛盾，李建成对于所有宗教除了道教之外，心里都有些排斥。这是因为，李渊崇尚道教，自称自己是老子李耳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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