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语 (第2/7页)
就是当时的皇帝并不能想干嘛就干嘛，很多事情必须文官集团集体通过，才能落实到执行层面。这样的决策机制当然会在效率上有损失，但也能更多的保证政局稳定和不出大错。但到神宗朝，宋神宗为了推行变法，对前朝遗留的这些政治制度进行了很多改动（比如削弱相权，削弱对“御笔内降”也就是皇帝旨意的审核、驳回机制，清洗台谏，甚至间接支持、鼓励搞文字狱和党争等），极大的削弱了这些约束。然后这种改动的影响持续到了徽宗朝，并且很不幸的被操守品行远不如神宗朝君臣的宋徽宗及其宠臣们搞的更糟了——当时宋徽宗宠信的权臣蔡京顺着神宗改革的势头，进一步强化了徽宗“御笔”的政治效力，使得大小决策均决于“上意”，于是北宋前中期的各种集体决策机制到此基本名存实亡；而蔡京本人则利用自己深受徽宗信赖的优势，屡屡借“御笔”推行自己的意图，把持了朝政，同时还继续搞比起神宗朝更没底线更离谱的党争和政治清洗（比如著名的“元佑党禁”）。这一系列措施最终导致了徽宗朝人才选拔机制败坏，朝堂上群小并进，最后形成的上层官僚集团既无公心和基本的道德底线，更无战略眼光，因而才能凑出一帮奇葩，在宣和七年（公元1126年）金兵南下后和皇帝一块儿屡屡上演前面所提及的开玩笑一样的闹剧，最终把一个有钱有兵有人心的大国生生玩死了。
北宋灭亡的真正原因，不是北宋的体制本身有问题，而恰恰是没能维持住前中期较为良好的集体决策机制和政治风气。其中后期对既有政治制度的改动太过轻率，把本来趋向于集体决策的决策机制又扭回了君主独断的路子上；并且开了不好的口子之后，又进一步被有手腕无公心的蔡京等权臣利用，最终导致整个政治体系的顶端都烂掉了。而且这种烂还真不是体现在没有行动力上，而是体现在没有制约、没有合理、通畅的批评和纠错机制，所以顺则百顺（这里再补充一点：其实徽宗朝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好大喜功，前中期对外对内事功都不少，对角厮罗（河煌地区）和西夏的作战也是屡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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