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7章 大蜀王又来了（二） (第5/6页)
相的祖宗旧制，到真宗朝，名相寇准（陕西渭南人）和王旦（山东莘县人）等大批北方士大夫仍然对南人蔑视有加，在南方入宋已近40年后，寇准仍称南方人为下国人。在明神宗年间的变法与不变法之争中，福建新进士人借参与变法大量涌入权力中心，吕惠卿(泉州)、章惇(南平)、蔡确(泉州)、蔡京(莆田)、蔡卞(莆田)等福建人相继成为变法派的骨干，而反变法势力虽然一度失势于权力中心，但他们凭借把持政治话语权的地位，极力塑造福建人是反复无常的小人的舆论，“福建子”三字在宋代便成为在政治上反复无常的小人的代名词，由邵伯温建构起来的王安石晚年在家里写此三字以泄愤的故事被同道广为传布，几至家喻户晓，竟使得“中州人每为闽人所窘”，便“目为福建子”以泄愤。
此后，福建士大夫一旦被当权者贴上“福建子”的标签，就意味着其政治生命的终结。宋徽宗时甚至出现“移乡福建子”的新绰号，四川人任伯雨曾弹劾山东密州人赵挺之“观望险诈，号为移乡福建子”。“福建子”的舆论在当时已深入人心，连一般的士人也敢在闽人权贵面前表现出对福建人的不屑。福建人吕惠卿知延州（今陕西延安）时曾将孙女许以一新科进士，该进士竟跑到开封府找知府蔡京（福建莆田人）要办理悔婚，并对蔡说退婚的原因只是“不喜与福建子相交”。尽管宋代北人士大夫竭力使闽人边缘化并未能阻止闽人进入政治权力中心，但是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上他们几乎成功了，《宋史》中《奸臣传》的北宋部分就几乎成了福建人的专版，《奸臣传》总共20人中，福建就占了9人。这似乎证明了“福建子”的确不该在政治上得到皇帝的信任。
寇准除了讨厌福建人，也讨厌江西人，他支持杨亿打压江西新余人王钦若。在寇准的默许下，杨亿与他的同事们编了一场戏捉弄王钦若。演戏的舞台在办公室，剧情是：一人扮作王钦若死了，另一人扮作他的母亲，扑在他身上号啕大哭。王钦若知道后气得发疯，咬牙切齿地说要进行报复。有一次，寇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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