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第2/6页)
一辈子农民，最后早早就去世了。去世的时候才五十岁。四十六岁那年得了肺炎，在没有得到彻底根治后还继续在地里劳动。那时候家里一下子分到了十多亩地。父亲就领着哥哥姐姐们没日没夜地干。他心里有着这样的壮志：要给三个儿子每人盖上一幢房子娶亲。但事实上他却只给大儿子盖了一幢，然后全家掉进了债窝——为了给他治病，家里四处举债。但他最后还是死了。他死的时候，邓一群才上大一。事实上，邓一群直到后来才知道，他父亲的死并不完全是因为累，还因为丈量土地面积时和生产队长发生了争执，并且打了起来。那个生产队长短了他家二分地。二分地能打多少粮食啊，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然而事情的结果却是派出所关了他父亲两天，回来后他父亲就病倒了，而这一次一倒就再也没有起来。
会议结束的那个晚上，很多同学都回家去了，但也有一些留下来的，留下来的同学中，差不多都是因为家在乡下。邓一群没有走（他家离县城太远了）。他们都住在县政府对面的河岸边一家旅馆里。那家旅馆叫“红旗旅馆”。
县城的傍晚，非常宁静。西天一片通红的火烧云，把不大的县城所有的建筑都镀上了一层浅浅的金黄。邓一群对“红旗旅馆”是熟悉的，它就坐落在县城中心位置的红旗桥左侧。
红旗旅馆还是几年前的那种老样子，二楼三楼是旅馆，楼下却是浴室。当年邓一群从乡里中学赶到县里参加高考，也是住在这家旅馆里。客房很小，而每间房里都有三四张铺，几只破旧的脚盆和一只水桶，唯一的木桌上有一台上海产的黑白电视机，天线断了，用一根粗铁丝代替，根本看不清节目，只看到一片纷乱的黑白雪花，听到一片很响的杂音。公共浴室、公共卫生间（他心里把它叫“厕所”）。邓一群记得他当年住的是3o5房，2号床。后来同住的另三个考生里只有他考上了学校。
事情就是这样地巧，这次他住的仍然是3o5房。三楼住的人很少，大部分都被先安排进了二楼。开票的那个妇女比过去老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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