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1章 (第6/7页)
又是一番疯话！黄浩然看着汪兆铭的眼神逐渐转冷。对于他刚才抛出来的提问，汪兆铭根本就没有回答，而是绕开了，这，分明是狡辩的伎俩。黄浩然觉得他现在有些看懂汪兆铭这个人了。
汪兆铭虽然很早受民族主义思潮裹胁、推动，投身政治斗争。然而从一开始，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构成就十分混乱，这里面既渗合有大汉族主义乃至沙文主义的因素，又不能区分帝国主义时期的民族斗争与以前的民族斗争的质的不同，且往往将民族主义误为种族主义。
辛亥革命前，汪兆铭就宣扬过：必须由单一民族建立“民族主义的国家”。在中国，须以汉族为主干实行民族同化；在国际上，凡有政治能力的民族，将要建设单一民族统一的国家，这就是民族主义。而民族帝国主义的含义是指本民族巩固后广收他族以求膨胀。正是从这种错误的民族世界观出发，“七·七”事变后，汪兆铭荒谬地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类比于元朝灭宋、清朝灭明。他说：“中国历史上为外族所侵略半亡者数次，全亡者两次，这些亡，不是侵略者将我们四万万人杀尽，能将我们四百余万方里毁尽，而是我们死了几个有血性的人之后，大多数没有血性的人，将自家的身体连同所有的土地，都进贡给侵略者，以为富贵之地。”当日本侵略者打出中日“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的旗号，妄图欺骗中国人民，汪兆铭便用以种族主义为核心的“大亚洲主义”的卖国理论相呼应，极力鼓吹：欧美白种人在吞啮了红色、棕色、黑色等有色人种之后，威胁了黄种人。中日同属黄种人，属同文同种，因此，中日之争是“兄弟之争”，“冤仇宜解不宜结”，完全可以“重归于好”，“只应为友，不应为敌。”从人种自救的目的出发，因为中弱日强，由日本为首领导，改造东亚是天经地义的。故而中日战争是“中国解脱英美侵略势力千载一时之良机。”
归结起来，汪兆铭混乱不堪的民族失败主义是其对日议和的思想动机和逻辑起点，对日投降，同流合污则是其变态的民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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