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八十四章 旧恨新仇 (第4/7页)
书中，则交邻以来，未有之事。如此句，决不可受。”朝鲜坚持要求日本修改文书，而日方也坚持不肯修改，交涉陷入僵局，使团在朝鲜逗留了将近一年，也未能使朝方改变立场。最终只能悻悻而归。——交涉的失败，关键在于双方对国际秩序的理解完全不同。日方已经接受了近代的国际秩序观念，而朝鲜仍然固守以天朝上国为中心的夷夏秩序。因此，日方文书上的“皇”、“敕”等语，自然会被朝方认为是对其所尊奉的天朝皇帝的不敬，是其不能也不敢接受的。
之后，日方又派遣外务权大录佐田白茅、少录森山茂等前往朝鲜，催促朝方回复日方的国书，然而仍然不得要领。明治五年9月，借着废藩置县，外务省收回了长久以来由对马藩代理的对朝交涉权，并接收了原由对马藩管理的釜山草梁倭馆，改名为“大日本公馆”。草梁倭馆其实并非对马藩的产业，而是归朝鲜所有，不过是由于与对马有传统往来，所以一直允许其使用，供对马藩的职员和商人居住而已。而外务省却将旧对马藩的职员清退，改由外务省的官员接管。这刺激了朝鲜方面，产生对日本的不信任感，朝鲜国内的反日情绪开始高涨，出现了排日行为。
明治四年岩仓使节团出国后，同行有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口尚芳等政府高级官员。在国内留守的则是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参议西乡隆盛、板垣退助、大隈重信、江藤新平、后藤象二郎、大木乔等人。在开始讨论所谓“征韩”之时，岩仓使节团还没有全部回到日本，因而最初的讨论主要在留守政府中展开。
在朝野一片喊打之声中，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决定了阁议的主题：将对朝交涉视为“关朝威，系国辱”的重大问题，认为朝方“将我目为无法之国”，自然导致“不虑之暴举”，而“我人民将遭受何样的凌辱，其势难测”，因而准备对朝鲜加以“断然出师之御处分”，派遣“陆军若干，军舰几只”，保护在韩日本人，并命令九州镇台随时保持戒备。在此军事压力下，派遣使节，“以公理公道，必然达成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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