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零五章 直璜办案 (第2/7页)
教育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也进一步明确了书院为科举服务的合理性。眀初。眀太祖通过实行“科举必由学校”的文教政策，将不属于国家教育体系的书院排斥在科举教育之外，书院沉寂了将近100年的时间。眀代中后期，随着官学教学功能的日渐丧失，书院承担了培养科举人才的重任。尽管心学的理论体系与作为官学哲学的程朱之学有相当大的差异，但王狩仁、湛若水等心学大师依然坚持讲学与科举的统一，并鼓励生徒应举，使眀代中期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 后期书院为科举服务的倾向十分明显。到了乾代，无论是官办书院，还是民办书院。都直接教授科举之学。讲授程朱之学的书院也转而为科举服务，将培养科举人才作为主要职能。并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教授科举之学的制度。全佳时期鼎盛的汉学书院虽然不以教授科举之学为主要教学内容，甚至反对教授科举知识，但学习全佳汉学有利于生徒应举却是不争的事实，汉学书院成为当地科举及第率最高的机构。
书院与科举几乎是共生共生的，形成了中土古代教育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但在书院与科举关系中，二者的相互影响并不是等量的，一般是书院被动地接受科举制度的影响。由于书院对于其所在地的科举风气能起推动作用，所以各历史时期的书院数与科举考试的重要指标——进士数、举人数都是息息相关的。
锦江书院自宁熙四十三年，由时任四川按察使的刘德芳秉承四川巡抚“欲兴文教以植人才”，“继石室之流风于无穷”之意，在文翁石室故地修建以来，它一直是四川省的最高学府，是有乾一代四川人才培养最有成就的书院之一，也是四川省城名流荟萃、大家辈出的地方。书院山长中既有潜心作育人才、不慕荣势的易简、彭端淑、李惺、江锡嘏等士林圭臬，也有工于诗古文辞的郑方城、储掌文、伍肇龄等老儒宿学，还有文武兼备、政声卓著的高辰、杨芳灿、牛树梅等大乾朝廷的能官良吏。在这些著名山长的滋育教导之下，锦江书院培养出了一大批学行俱佳的蜀中名士，并因此吸引了大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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