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两百三十五章 争执 (第2/6页)
，但掌握着最高权力的是皇帝这个职位，而皇帝这个人往往未必可以独断专行。这句看起来自相矛盾的话确实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按照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皇帝受命于天，是帝国的神圣性的来源，从理论上讲所有官吏的权力都是来源于皇帝的授权。因此皇帝永远是正确的，只需要向上天负责，因此历史上有“桐叶封弟”之说，周公将错就错的将周王以圭形桐叶为凭借将叔虞封于唐第，这也是为了维护周天子言行神圣性。但政治哲学是一回事，现实又是一回事，不管政治宣传如何，高踞于皇位之上的永远是凡人，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问题必然会犯错，而皇权又会放大天子的错误，造成巨大的危害甚至会摧毁皇权本身。幸好古代中国政治制度是十分早熟的，早在隋唐时期就出现了谏官与封驳制度来限制皇权，以避免出现“贤明之主，仅保其身;中主以下，必致昏暴”的局面。因此在中国古代，人们在承认君主专\制制度和皇帝掌握最高权力的同时，还认为皇帝本人不可以独断专行，他必须听取贤德之士的谏言，与他们一同分享权力，并认为虚心纳谏是皇帝的至高美德。正是这两种看上去颇为矛盾的逻辑，才使得古代中国在相当落后的经济技术水平下却能够长时间维持着一个疆域极其广阔的庞大帝国，并使得华夏文明长时间位于世界各民族的前列。
但这一逻辑并不是没有代价的，除了极少数拥有巨大威望的开国君主，其余的大部分皇帝的绝大部分精力都花在调节朝堂上不同派别臣子的党争上了，这无形之中就造成了巨大的内耗，降低了行政效率。而解决这一弊病的通常办法就是选拔得力的亲信在内朝之中建立一个“微型政府”，以其来逐渐取代外朝的部分功能，汉代的尚书台、唐代的翰林院、宋代的二府、明的内阁、司礼监、清的军机处无不是如此。而这一做法在外朝官员看来便是破坏了原有的秩序，隔绝了他们与皇帝（权力）的联系，无异于是奸佞小人。考虑到崇祯最近又恢复了内操，不少敏感的士人不由得想起了东汉典领禁军起党锢之祸的十常侍；安史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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