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天下为公抑或天下为家 (第11/25页)
方面，能够影响皇帝的儒者们的政见并不统一，相互之间甚至多有攻讦;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帝王们的“人欲”“私心”，岂是他们凭借尧舜之德、孔孟之言所能革除掉的?不惟他们代表的道统不能主导政统却必定为其所隶属，而且他们大都招致帝王的讨厌，或被贬或自行放逐。任说书两年即辞职的程颐，感叹的是纵使家天下的“三代之治，亦不可复也”;晚年被幽禁在家的朱熹，其心境则是“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洲。”
正如有学者所论宋代理学(道学)家“得君行道”的困惑：由于理学是在既成事实的前提下承认家天下“与子虽是私，亦天下之公法”来引势入道的，故为其经世外王之践履留下了一块“但守法者有私心耳”的心病，这一心病又使他们的一切努力都事倍功半，并严重地伤害了自己。[16]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家天下”的帝王们所认同的，当然是秦始皇纪功石刻上的那句话：“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对其治下的百姓难以做到行仁政、王道。但秦用法家“二世而亡”的教训，毕竟使他们有所忌惮，不敢公开主张或实行霸道，看得比较长远的帝王们也会有忧患意识，因而，汉宣帝说的“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术即儒表法里的霸王道，就成了历代帝王们真实的治道。这也就意味着，帝王们大都“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公开展示的是“爱民如子”的形象，是“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从而刻意模糊了“天下为家”与“天下为公”在政治制度上的区分，将政治问题完全变成了君主的道德和由道德范导的政策问题。这当然既意味着儒家可以发挥一定作用，而发挥的作用又是有限的。
那么，那些生活在“家天下”的百姓们呢?他们考虑问题是很现实的，这种现实性固然表现为他们所盼望的无非是平安温饱，安居乐业，即使不堪官府的压迫，也大都反贪官不反皇帝;因而也总是希望有明君贤相出现，官员都是青天大老爷，然而像包拯、海瑞那样的“青天”少之又少。于是，世道越是不公
-->>(第11/25页)（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