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天下为公抑或天下为家 (第14/25页)
是天下所有人的，这应当是就“所有权”而言;又谓“万民之主”，那么，这是就“所有权”还是就“经营权”而言?或者说是指“公天下”的君主还是“家天下”的君主?就其所称道的“昔先圣王之治天下”并与公平无私的天地并列而言，似是公天下的君主，但它随后提到的周公和齐桓公，已是家天下的万民之主。显然，吕氏春秋和当时的儒家一样，判别圣王的标准，主要是其德性或他们的道德取向。但是，在天下为家的时期，君主们不仅有属于自己及家族的利益，而且这利益大到了以天下为家，那么，对于他们而言，何谓公，何谓私?公私之间有无区别与矛盾?
儒者的基本态度可谓“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他们不把“家天下”等同于“私天下”，相反，认为“天子”只要体现出天之“廓然大公”(程颢)，就可以做到公天下。然而，一旦面对君主“父传子”的世袭问题，他们就陷入到公私纠缠不清的境地中，所谓“与子虽是私，亦天下之公法，但守法者有私心耳”(程颐)。公私在君主这里的分界点究竟在哪里?儒者自己并不清楚，这势必造成儒者们不无黑色幽默的、类似于“带着锁链跳舞”的吊诡。
重复地说，这个吊诡就在于，一方面，帝王及其官僚们都有一个“自己”或“自家”，在制度安排上，这些人甚至垄断着社会的绝大部分资源，在社会中处于绝对优越的地位，因而这些人即使不讲为己，他们的“己”在客观上也是天下最大的“私”;另一方面，朝廷及官僚又是社会整体的代表即“公”的代表，一家一户的百姓则是各为其家的“私”。因而，如果简单地认定，“公则一，私则万殊”，“至当归一”，那要求天下所有的人都崇公贬私，岂不是越发强化朝廷和官员的大私，越发贬损百姓的利益?正是这一吊诡，促使思想家们不断地思考公私问题，并将思想引向政治权力乃至政治制度问题。
上面已提到，顾炎武和孟子一样主张“王政”，但有所不同的是，顾炎武的王政说是基于一种新的“人性”论和“公私”观，他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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