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天下为公抑或天下为家 (第25/25页)
”，“没有绝对的‘他者’，只有相对的‘我人’”;然而，从消极的方面看，这种从“家”出发的“天下”，不仅有“中心”和“边缘”的区分，还一定在试图化敌为友的同时，消除任何陌生性和异己性，从而就会产生出同质化的性格和要求，这就是“拟家庭”的天下，一定要在“家”和“家长”的掌控之下。
“几千年来，所谓‘天下’，并不是中国自以为‘世界只有如此大’，而是以为，光天化日之下，只有同一人文的伦理秩序。中国自以为是这一文明的首善之区，文明之所寄托，于是‘天下’是一个无远弗届的同心圆，一层一层地开化，推向未开化。
”[31]——儒家的天下观固然如一个逐层向外推展的“同心圆”，但既然是同心圆，其实就表明它既要向外推展，这种推展在客观上就不可能“无远弗届”，而只能在与中原有着相近的自然历史条件的地域，即适宜农耕和定居的范围内建立起的伦理—政治秩序，其边界也不可能是固定的。如同有学者所说，这种秩序只能是农业文明的秩序，是陆地帝国的秩序，它既难以应对草原游牧民族的侵扰，更难以有效的抵御海洋文明的挑战。[32]
——诚然，由于清朝统治者早就接受了华夏主流文化，并且在文化和政治两方面都成为中国的代表，他们与民众和革命者的矛盾，显然己是中国内部的矛盾;而当着新的“夏夷”之辨在中西之间展开，却今非昔比，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此夷己不是彼夷了。如果说直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华帝国与华夏文明尚可说“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话，那么，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必定无可挽回地走向“天变，道亦变”的新的历史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