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天下为公抑或天下为家 (第24/25页)
但是，东厂缇骑与廷杖的暴力，并不能使臣下沦为奴才。满清的征服，使大部分的中国人，长久屈服为奴，君臣之伦，降而为主奴!这一精神的践踏，使中华文化精英，在满清一代，失去了创新的能力。清儒在训诂方面，贡献良多;在义理方面，则几乎空白。”[30]
那么，这是否表明华夏文化呈“抛物线的衰变”，只是遭遇了文化落后的族群的结果，自身并无任何问题或导致其衰变的可能性?事情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内因”就不仅不是事物变化的根据，连条件也不是了。这显然是说不通的。
前面我们已提出，思想、文化、政治、经济，作为社会整体的不同层面，有理想与现实的分野。产生于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的思想，都有指向终极的超越性与关照现实的实用性这两个方面，如果前者不能在思想上和现实上主导后者，反而被后者所束缚，那它就很难保持不断为人们指引未来、开辟生活道路的功能，它的终极性也是普遍性就会被遮蔽或被钝化。但是，思想毕竟是由活生生的人所产生所更新着的，思想及其所引导的文化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一代人自身的精神状态，即他们的胸怀、眼光和意志的决断，而这往往需要某种自然的或社会的逆境给予挑战和激励。
就儒家而言，儒家所推崇的作为核心思想的“仁”，一方面，在蕴含天地万物的生命存在及人自我意识的意义上，具有原生性和终极性，仁生发于并服务于“生”即人类的生命和生息繁衍;另一方面，儒家对于“仁”的理解，是能近取譬，从人们直接从属的血亲家庭和人际关系出发的;其基于情感的爱，在由己及人的过程中当然就会爱有等差，乃至逐渐淡漠。但从情感中生出和转换出的道德与理性，则可以指向普天之下，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积极的方面看，这一逻辑由亲及疏，由近及远，乃至从中原投射于四邻，是“家”的共生性和情感性关系的放大，因而，这种基于家之伦理的政治，的确是论语中孔子所说的“近者悦，远者来”的“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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