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天下为公抑或天下为家 (第9/25页)
“王道”，成为儒家较为完备的伦理政治学或天下政治观。
由于周代思想文化几百年的流布，当时的许多士人虽然处于道术为天下裂的局面下，其立场和眼界却非一家一国，而是广阔无垠的“天下”。先秦儒家大都没有“内外有别”的狭隘意识，而主张天下多样一体。孔子欲居九夷，有人说九夷简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12]孟子推崇的王道既体现为仁政，也体现为国与国之间的相与之道，所以他坚决反对不以“四海为壑”，而“以邻国为壑”[13]。
应当说，从孟子以仁义为引导、以经济作基础、由军事作保障的治理天下的王道政治，正是要让诸侯(“王”)最大限度地做到“为公”而非“为私”;孟子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不仅很高，而且简直就是让他们做尧舜，如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王要与民众忧乐与共;要求“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并说诛杀殷纣王这样残贼仁义的暴君，不算弑君。在道德价值意义上，孟子的王道完全可以称为“天下为公”之道。
后来，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其中有“王道”篇。董仲舒吸收了孟子有关仁政王道的一些观点，但他主要传承的是荀子思想和春秋公羊传的宗旨，阐发春秋“大义”即“春秋大一统”，实则是“君王一统”，包括思想一统。他提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王道三纲，即以“阳”“阴”之尊卑，比附君臣、父子、夫妻的关系，后来在班固等人那里被明确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董仲舒似乎只是单向度地以天律人，其实是天人互释，甚至由人事附会天意天命;其“天人感应”说，既是为了论证君权神授，也有“屈君以伸天”的用义，但同时他也要“屈民以伸君”，甚至以春暖冬寒喻君主恩威并施，“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杀生之势，以变化民。民之从主也，如草木之应四时也。”[14]这与孟子的王道思想已拉开很大的距离。
从孟子到董子及其他汉儒，社会状况特别是政治形势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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