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天下为公抑或天下为家 (第17/25页)
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21]——顾炎武这一天下事天下人管的思想，并不涉及天下的归属，天下还是天子的，只不过执天下大权的天子，越是分权于下，其权越受尊崇。他显然还是在君主政治的范畴中做文章，即在治国方式上做文章，这与先秦以来儒家所论证的实行君主制度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同时为君权的存在与行使设置条件和规范，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所以，顾炎武虽然区分了“天下”与“国”，但目的还是希望经由圣明天子将双方结合起来。
王夫之亦鲜明地批判家天下的君主之“私天下”，申张“公天下”：“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夷狄盗逆而所可私，而抑非一姓之私也。”他还这样质问沿袭秦制的后世帝王：“若夫国祚之不长，为一姓言也，非公义也。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己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孙长存，又岂天下之大公哉?”又说：“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22]王夫之在公私、义利问题上，之所以主张存公去私，原因即在于他对公做了所有人的也是整体性的理解，而私则为一姓或一己之私。在当时明清更替之际，他担心“崇私”意识流行，人人只关心一己私利，则整个社会的兴亡，即所谓“扶长中夏”也就会落空。
王夫之完全肯定人的正常的欲望，他提出“天理寓于人欲”，“王道本乎人情”，如其所言：“天无欲，其理即人之欲。理尽则合人之欲，欲推即合天之理。于此可见，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天理之大同，无人欲之或异。”[23]因而，顺应天理人欲、天道人情，也就是顺乎仁道，君主若能以仁为本体而顺之、用之，普恵天下，则天下必达至三代之治，甚至可称为大同，如其所言：“敦仁而行之以顺，则天下无不顺矣。大顺斯大同矣，三代之英所以与大道之公而合德也。”并谓：“顺者，以至仁而体仁之情，人情得则虽危而不倾，政治而君安也。”[24]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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