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天下为公抑或天下为家 (第22/25页)
会，即在漫长的世代中把人口稠密的居民保持在事实上的自体趋衡状态[27]。
事实上，东方传统的专制并不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简单，即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这就是皇帝，而臣民们在皇帝面前不过是一堆零。其实，被称为“天子”的皇帝哪怕并不情愿也要顾及为君之道，体恤民情时难并约束自己[28]。否则，轻则会遭到士大夫们的谏议和批评，重则有失去江山社稷之虞。如像纣王那样“暴虐无道”，也就离灭亡不远了。当然，“家天下”的专制体制决定了对君主和整个统治集团的制约和警示，都不是形式明确的、及时有效的硬约束，而是道德劝戒一类的软约束，其政治都属于“危机政治”。所以，传统社会的稳定与否，兴旺与否，往往取决于君主个人的素质和眼光，并无制度的保障[29]。且往往一代不如一代，难逃人治的衰变率。到了广大民众忍无可忍，纷纷揭竿而起时，统治者的任何反省与更张就都于事无补了。
秦制行二千年，其间治乱交替，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都未发生根本变化，但是具体的治道包括朝廷的体制却有很大的调整。从观念性文化来看，与皇权专制构成互斥互补关系的儒学也未发生根本变化，但由汉武帝所独尊的董仲舒重构过的儒术，已经是兼容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思想文化因素的、体系庞大的“杂儒”。这一杂儒不仅辅助了中国的皇权专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规范和劝谏的作用，同时作为华夏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也满足了从事着农业生产和生活的民众的精神需要，维系了社会统一的秩序，并使中华帝国长期处于优势地位，向周边民族和国家发挥着文化的幅射和影响作用。
这就涉及到另一大基本矛盾关系即夏与夷的关系。夏夷的矛盾与其说是天下内部与外部的矛盾，不如说是天下中原与周边的矛盾，其中既有不同种族、族群之间的利害关系问题，包括政权的争夺，也有文化和文明的比较，即本文第一节提到的儒家以“野蛮”还是“文明”来区分“夏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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